即使有一众极具社会影响力的大人物、23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集体背书，60岁的卡马拉·哈里斯也没能创造历史。美国人尚未做好迎接第一位女总统的准备。
大选投票日当晚，哈里斯原定出席团队在她母校华盛顿霍华德大学的守夜派对，活动甚至还包括胜选后的庆祝环节。但随着计票结果渐趋悲观，现场支持者情绪开始低落，她决定取消当晚的活动。直到第二天下午，她才来到这里，发表讲话接受了输掉选举的结果，并鼓励支持者们着眼于未来。
哈里斯败选，原因有其自身局限性，更大的背景则是社会鸿沟加深这一事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现阶段“两个美国”对抗下的结局。
据美国民调机构分析，特朗普这次胜利在很大程度要归功于年轻男性的踊跃投票。非洲裔和拉美裔等民主党重点依赖的少数群体逐渐倒向保守阵营。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就读的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江雨则认为，民主党拜登政府在种族、性别和移民问题上肆无忌惮，终于导致美国社会反弹，反倒推动了美国的右翼化。
担任副总统期间，哈里斯的存在感原本就不强，针对南部边境治安危机的应对不力更是屡遭共和党人抨击。在全力投入竞选的3个月里，求稳的哈里斯政策亮点乏善可陈，“自由”“女性堕胎权”等带有城市中产属性的口号出现频率最高。客观来说，这显然无法覆盖到足够大的选民群体。
移民之女，成长于民权运动
相比其政策主张，在公开场合习惯性哈哈大笑是哈里斯最为网民热议的谈资。在今年4月接受前好莱坞明星德鲁·巴里摩尔的采访中，哈里斯称自己开朗的性格正是在成长过程中受到身边女性的影响，尤其是母亲。她想通过这个事例告诉女性观众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时刻保持良好心态。
哈里斯的母亲Shyamala Gopalan是来自印度的乳癌研究者，父亲则是牙买加的非洲裔经济学专业学生。两人在加州伯克利留学时相识。哈里斯于1964年10月20日出生在加州奥克兰。时值黑人民权运动鼎盛期，还在婴儿车里的她就被父母推着上街加入游行队伍，对少数族裔的呐喊耳濡目染。
7岁那年，父母离异，她和妹妹马娅随母亲迁到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在当地度过小学和中学生涯。在当地就读高中时，她的非洲裔同学Wanda Kagan受到继父虐待，哈里斯和母亲邀请她一起居住了几个月。Wanda Kagan后来回忆，哈里斯帮助弱势群体发声的仗义形象使她的内心强大起来，并在医疗行业取得了事业成功。
高中毕业后，哈里斯回到美国，在历史悠久的霍华德大学主修政治学和经济学，后又考取了加州大学黑斯廷斯法学院的博士学位。
哈里斯从基层实习文员一路做到了州总检察长，成为加州史上首位女性总检察长和非洲裔检察长。期间她经手的最著名案件，是推翻加州对同性结婚的禁令，还在次贷危机中促成了抵押贷款机构的和解。但在警察针对年轻非洲裔男性的枪支暴力案件中，哈里斯没有使出更强力的手腕。
49岁那年，哈里斯在演艺圈好友安排的相亲中与后来的丈夫、律师埃姆霍夫相识，并于次年8月结婚。哈里斯在那之前有过两段恋情，但没有结婚。埃姆霍夫是犹太人，此前有过一次婚姻，因与孩子的老师有婚外情而离婚。哈里斯自己并未生育，但与埃姆霍夫共同抚养他前一段婚姻的一对儿女。
2016年，特朗普意外当选美国总统。而哈里斯也在那一年进入国会参议院，相继成为司法委员会、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以及情报委员会成员。期间，她强烈反对特朗普“禁穆令”、反对保守派法官戈萨奇进入联邦最高法院。而戈萨奇正是日后推翻“罗诉韦德案”、取消美国宪法对堕胎权保护的关键人物。
上一届大选中，哈里斯也参加了民主党初选，但因为在辩论中表现不佳而宣布退出。后来拿下党内提名的拜登选择哈里斯担任副手，在向全美观众面前介绍她时直言不讳：最看重的是她所代表的政治符号——女性、少数族裔。值得指出的是，拜登已故的大儿子博（Beau Biden）在担任特拉华州总检察长时就与哈里斯私交甚笃，联合处理了过几个大案。
在担任副总统的4年里，哈里斯最拿得出手的政绩是利用最高法院推翻堕胎权保护引发的争议，来阻止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获得大胜。也正因为此，民主党人发现女性选民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了起来，并帮助他们在最近的三次联邦选举（2018年国会、2020年总统和2022年国会）选举中获得胜利，只要女选民投票率提高，哈里斯就有很大机会赢。
临危受命，高开低走
今年7月，因首场电视辩论表现糟糕，82岁的拜登迫于党内压力退选，同时提名哈里斯取代他继续参与竞选。这意味着哈里斯并不是正常程序选上来，而是“硬塞”给选民的。从随后拜登本人和奥巴马的犹豫可以看出，民主党高层对哈里斯的态度也有所保留。但之后令民主党人惊喜的是，哈里斯以沉稳大气的电视辩论表现，一度在民调中领先特朗普。
哈里斯将自己塑造成“新一代人的领袖”，将跨越党派，寻求解决方案，而非政治斗争，以解决美国人对生活成本和住房负担能力的担忧。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保罗·贝克对界面新闻说，总体而言，哈里斯在有限的时间里表现算不错，扭转了民主党的颓势。如果换成拜登继续参选，可能会输得更惨。
临近投票日，哈里斯似乎忘记了初衷，陷入了与特朗普方面的对骂，尤其着力回击特朗普和马斯克等人对女性的口头冒犯。在万圣节前夕，拜登公开骂特朗普的支持者都是垃圾，则被认为是打击哈里斯选情的另一根稻草。
哈里斯团队在战术上也出现了重大失误。《外交杂志》的文章指出，哈里斯犯了和当年希拉里·克林顿一样的错误，花费太多精力来自证明特朗普不适合当总统，却没有讲清楚为什么自己是更好的选择，尤其是没能就经济和移民等关键议题推出令人信服的纲领，似乎只是拜登的一个替身。
在具体执行方面，团队试图将女性生殖权利与其竞选主题“自由”挂钩。根据凯泽家族基金会（KFF）在11月初的调查，全美约40%的30岁以下女性表示，争取堕胎权确实是她们走向投票站的最烈强动力。团队还邀请了著名演员朱莉娅·罗伯茨出演竞选广告，鼓励女性选民“即使丈夫支持特朗普，女性仍然有选择权，可以随心所欲地投票”。
但共和党人指出，关键摇摆州的郊区女性会出于对经济的担忧而选择特朗普。波士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格雷厄姆·威尔逊也对界面新闻表示，在拜登过去4年领导下，美国经济已经严重偏离对自由市场主义，更多地依赖政府有形之手在支持产业方面的调控，通货膨胀和移民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过去4年里，拜登-哈里斯政府过多强调自由、包容与文化多元等意识形态，比如下令公立学校取消对跨性别运动员的禁令，反而忽略了蓝领阶层的实际利益需求。民主党策略师詹姆斯·卡维尔曾发出警告，这种趋势已经成为该党争取男性选民的主要障碍。
8年前，高举民粹主义、反精英大旗的特朗普正是依靠着受全球化冲击的中西部白人从政治素人成为白宫主人。而这一“沉默的大多数”此前一直被美国主流媒体所忽略。
在投票前铺天盖地的民意调查中，哈里斯和特朗普的支持者就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分化。例如10月14日至18日进行的《今日美国》/萨福克大学联合民调发现，哈里斯在女性选民中以53%对36%（男）领先，而特朗普则在男性支持者中同样以53%对37%（女）领先。
在11月5日正式投票之前，已有近7800万选民提前远程投票。选民们不会公开自己投给了谁，但可以透露自己的性别等信息。据有民主党背景的政治数据分析机构TargetSmart统计，在7个摇摆州里，女性占提前投票者的55%。不过按照以往经验，男性往往会在正式投票日当天才投票。
美联社VoteCast数据显示，30岁以下选民更倾向于支持特朗普，民主党对该群体的吸引力较4年前变弱了。少数族裔原本是民主党依赖的基本盘，但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贝克指出，特朗普对拉美裔的吸引力并不亚于哈里斯，“摇摆州”之一内华达的选情就证明了这一点。奥巴马在一个月前亲赴宾州第二大城市匹兹堡为哈里斯拉票。期间他罕见批评部分非洲裔男性认为选出首位女总统是对权力体系威胁的想法。如此一来，哈里斯的明显优势仅剩下城市中产和自由派精英了。